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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孟子》以养浩然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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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孟子》一书对中国文化史影响至深至著,尤其在独立人格的塑造、士人气节的培养上,恐无其他经典可与之相比。唐宋以来便有学者指出,“求观圣人之道,必自孟子始”,“孟氏醇乎其醇也”。“孟子有功于道,为万世师。”故作为中国人,都应该认真读读《孟子》。阅读《孟子》,与其他经典一样,都需要借助前人的注疏。关于《孟子》的注疏,可分为两种:一是古人所做,代表性的有东汉赵岐的《孟子章句》、南宋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、清代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等;二是今人所做,如杨伯峻的《孟子译注》、梁涛的《孟子解读》等。对于初学者而言,最好从今人的注疏入手,这主要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,经典本来就是常读常新的。另外,今人的注疏往往综合、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,在写作方式上,又照顾到今人的阅读习惯,从其入手无疑是较为合适的。

  《孟子》一书为孟子晚年与弟子万章等人编订,主要记录孟子游说诸侯及与时人、弟子的问答,体例上则有意模仿《论语》,往往根据某一主题对内容进行编排,但并不严格。故阅读《孟子》,除了逐字逐句的细读外,还有两条线索值得关注,一是时间线索,二是思想线索。《孟子》一书主要记载孟子的思想,但孟子的思想不是书斋中的沉思、玄想,而是在游说诸侯的实践中的宣教、主张,是对一个个具体现实问题的回应。孟子不是冥想的哲学家,而是充满济世情怀的行动者。故读《孟子》,就不能脱离历史,不能抽象地看待其思想,而应结合其生平活动,了解其言论、主张的具体情景,想见其精神气质、音容笑貌,这样才可以“知人论世”,真正读懂、理解孟子。

  据潭贞默《孟子编年略》:“孟子四十以前,讲学设教;六十以后,归老著书。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。”大致反映了孟子的生平活动。孟子为邹国人,其游说诸侯应当是从邹穆公开始的。故学者认为,《梁惠王下》“邹与鲁鬨(争斗)”章是孟子早期游说诸侯的记录。据该章,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,邹国的长官被打死三十多人,而邹国的百姓却在一旁见死不救。这时孟子在邹国已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影响,于是穆公便向孟子请教。孟子认为不能以官吏代表国家,国家的主体是民众。百姓的冷漠,责任在官吏,邹国的官吏平时缺乏仁爱之心,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。解决民众的“爱国”问题要靠“行仁政”,执政者只有执政为民,造福于民,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。民本、仁政是贯穿孟子一生的核心思想,仔细考察则可以发现,这些思想都是孟子在应对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。

  孟子在邹国附近活动一段后,于是前往齐国。齐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国家,由于稷下学宫的设立,更是成为战国时期文化的中心。稷下学宫兴办于桓公田午之时,后大约经历了150年的历史,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学宫进行的。孟子一生曾两次来到齐国,荀子也曾在学宫“三为祭酒”,稷下学宫对古代文化贡献可谓大矣!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正值齐威王执政,可能由于当时孟子的影响还不够大,《孟子》书中未见其与齐威王的对话。不过,《告子》篇中所记载孟子与告子的论辩则发生在这一时期,孟子的言论多有不合逻辑之处,是其思想还未成熟的表现。孟子在齐国未得到重视,无法施展抱负,于是前往宋国。孟子到宋国后,发现宋偃王身边多为奸佞小人,只有一位薛居州可称为善士,对宋偃王的仁政产生深深的忧虑。按照孟子的想法,“有不忍人之心,斯有不忍人之政矣”,仁政的动力在于君王的不忍人之心,而保证君主能够行仁政,就要在其身边安排大量的善士。孟子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规范权力的问题,但孟子一方面想规范、引导权力,另一方面可以凭借的力量又十分有限,在他那里,“仁政如何可能?”是一个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。

  孟子在宋国活动未果,不过却遇到了当时还是太子的滕文公,孟子言必称尧舜,给后来的滕文公留下深刻印象。不久滕定公去世,滕文公即位,于是派人将已回到邹国的孟子接到滕国,协助其推行仁政,一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,不少人闻风而至。不过,孟子虽然有机会得君行道,但滕只是一小国,要推行仁政于天下,仅靠其力量是不够的。这时孟子通过滕国的仁政实践已产生较大影响,于是率领弟子,“后车数十乘,从者数百人”,浩浩荡荡来到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,时年孟子五十余岁。

  孟子一到魏国,便受到梁惠王的接见,《孟子》开篇第一章即记录了二人想见的情景:“王曰:‘叟!不远千里而来,亦将有以利吾国乎?’孟子对曰:‘王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’”由于涉及到义利之辨,一开始便话不投机。孟子第二次到齐国,时值齐宣王执政。《孟子》一书明确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达十余处之多。另外像著名的“知言养气”章,记录的也是这一时期的事。孟子初到齐国时,与宣王的关系尚可,二人的对话态度和缓、气氛融洽,如孟子以宣王对牛的不忍人之心,启发其推行仁政等。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很久,公元前315年(齐宣王5年),燕国因燕王哙让国而发生内乱,宣王询问孟子:是否应出兵攻取燕国?孟子从民本立场出发,主张“取之而燕民悦,则取之……取之而燕民不悦,则勿取”。不过孟子并不认为任何国家都有讨伐别国的权力,只有“天吏”也就是合法授权者才有资格征伐不道,救民于水火。但是齐国攻占燕国后,不仅不行仁政,反而“杀其父兄,系累其子弟,毁其宗庙,迁其重器”,完全违背了孟子的意愿,站在了燕国民众的对立面。在这种情况下,孟子决心离开齐国。孟子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坚定的自信退出政治舞台。孟子的自信并非某种精神自慰,而是来自这样一种信念:得民心者得天下,历史的发展必将是以民心、民意的实现为目的,故政治必须符合人性,只有符合人性、维护人的尊严的政治,才是最有前途的政治。这就决定了王道必定战胜霸道、仁义必定战胜强权。人类政治最终必定回到仁政、王道上来,我的时代尚未到来,若到来,必定是仁政、王道的时代。

  概括一下,孟子游历诸侯的经历大致为:在邹国游历(四十左右)——第一次到齐国(齐威王执政)——到宋国(宋偃王欲行仁政)——在滕国行仁政(滕文公行仁政)——到魏国(梁惠王执政)——第二次到齐国(齐宣王执政)——告老还家,著《孟子》。

  孟子的思想较为丰富,有所谓三辩之学,即人禽之辩、义利之辩、王霸之辩。当代学者也有概括为仁义论、性善论、养气论、义利论、王霸论等。从思想史上看,孟子的贡献是继承了孔子的仁学,对其作进一步的发展。不过,由于《孟子》一书为记言体,其对某一主题的论述并不是完全集中在一起,而是分散在各章,形成“有实质体系,而无形式体系”的特点。这就要求我们阅读《孟子》时,要特别注意思想线索,在细读、通读《孟子》的基础上,根据某一思想主题将分散在各处的论述融会贯通、提炼概括。这方面学者的研究可供参考,故研读《孟子》的同时,阅读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,对理解孟子是十分有益的。

  “浩然之气”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概念,而如何理解“浩然之气”也一直是孟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公孙丑问:“敢问夫子恶乎长?”曰:“我知言,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“敢问何谓浩然之气?”曰:“难言也。其为气也,至大至刚;以直养而无害,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,配义与道;无是,馁矣。是集义所生者,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,则馁矣。我故曰:‘告子未尝知义。’以其外之也。”

  在孟子一派那里,其所谓气实际包含复杂的含义,它不仅指血气、情气,同时还指德气。他们不仅继承了孔子的“三戒”思想,主张“以志帅气”,同时还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,提出发自仁义之心的“浩然之气”,其修养方法也包括“持其志”与“养浩然之气”两个方面,而不同于荀子的“治气养心之术 ”,强调培养理智之心来克制血气,只有“以志帅气”一个方面。在孟子那里,由于还没有合适的概念对“浩然之气”做出概括与说明,以致孟子有“难言”之慨,到了孟子后学,则明确提出仁气、义气、礼气的概念,承认有德气的存在。而根据孟子后学的观点,我们才可以断定孟子的“浩然之气”确实是发自仁义之心的德气,所以它“至大至刚”“塞于天地之间”,具有不同于血气、情气且能涵盖、融摄血气、情气的性质与功能,因而“养吾浩然之气”便成为孟子乃至以后中华民族有志之士培养崇高气节,树立坚定信念,挺立道德人格的重要方法,在历史上发生长期、深远的影响,而孟子的“浩然之气”要结合其后学的“德气”才能得到合理的阐释和理解。(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梁涛)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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