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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楚辞》的道德境界与文化坚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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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古人讲,“修其心、治其身,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”,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”,“读书即是立德”,说的都是这个道理。传统文化中,读书、修身、立德,不仅是立身之本,更是从政之基。

  《楚辞》是汉代刘向所编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集,今本《楚辞》包括了屈原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天问》《九章》《远游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等全部25篇作品,以及宋玉等后代人悲悯和模拟屈原的作品。从宽泛的意义说,把《楚辞》理解为屈原的作品集,也不能说错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指出:“盖以原楚人也,谓之楚辞。然其气质高丽,雅致清远,后之文人,咸不能逮。”屈原因有高尚的情操,才能创作出不朽的诗篇;屈原的作品体现了屈原高尚的情操,因此才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。

  一

  30多年前,我从国学大师吴林伯先生问学。吴先生早年亲炙大宗师马一浮先生。吴先生尝从容谈及马一浮先生主张治学应以经学为核心,出入诸子史记,人生苦短,不能花太多时间去读那些无意义的书籍。马先生命吴先生以《文心雕龙》为一生治学重点,并说集部也只有《楚辞》与《文心雕龙》等少数几部著作值得学者以毕生精力去钻研。

  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说《楚辞》情兼雅怨,文极声貌,影响深远,并对历代读《楚辞》人的境界做了分类:“故才高者菀其鸿裁,中巧者猎其艳辞,吟讽者衔其山川,童蒙者拾其香草。若能凭轼以倚雅颂,悬辔以驭楚篇,酌奇而不失其贞,玩华而不坠其实,则顾盼可以驱辞力,咳唾可以穷文致。”这是说读者如果仅仅从《楚辞》中学到艳辞、山川、香草之“奇”之“华”,这不过是掌握了《楚辞》之末,而《楚辞》之本在于“鸿裁”,即其“贞(正)”与“实”。《楚辞》忠实地继承了《诗经》的风雅传统,表现出的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文情怀,是屈原及《楚辞》价值的真正所在。也正因此,屈原及《楚辞》才有弥久常新的生命力。

  读《楚辞》,首先需要了解屈原和理解屈原。没有屈原,就没有《离骚》这样的作品。而《离骚》在楚辞中具有重要地位,因此,后代有人把《离骚》称为《离骚经》,其他作品都称为《离骚经》之传。如果从《楚辞》中其他作品都体现了如《离骚》一般的人文境界和精神价值而言,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。

  1922年胡适发表了《读楚辞》一文,他认为,《楚辞》的研究史是久被“酸化”的,只有推翻屈原的传说,进而才能推翻《楚辞》作为“一部忠臣教科书”的陈见,然后可以“从《楚辞》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,然后《楚辞》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”。胡适意欲把《楚辞》停留在“文学兴味”的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层面,显然是受来自于西洋的“文学”学科概念的影响。如果以此观念阅读《楚辞》,《楚辞》就只剩下刘勰所批评的艳辞、山川、香草之“奇”“华”了。相对而言,梁启超先生对屈原的理解,对我们认识屈原和阅读《楚辞》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。1922年11月3日,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上发表了题为《屈原研究》的讲演,梁启超认为,屈原具有改革政治的热情,又热爱人民,热爱社会,他以其坚守,表现出对社会、对祖国的同情和眷恋,而又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,因此,屈原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。梁启超强调屈原作品中的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,这是体现中国传统“文学”观念的价值取向的观点。

  二

 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政治家,对屈原的把握,离不开屈原的政治活动。抓住屈原的政治活动轨迹,才能准确把握屈原作品的内涵。屈原的价值,体现为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人格的完美结合。屈原的作品,表现的内容是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,以及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所带来的思想感情方面的期待与沮丧,希望与失望。屈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,我们又是通过屈原的作品了解的。如果没有屈原的作品,我们就无法了解屈原的遭遇;如果没有屈原坎坷的遭遇,屈原可能不会创作这些作品;即使创作了作品,也可能没有机会流传下来;即使侥幸流传下来,也可能不会有这么久远的生命力。

 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。随着晋国的分裂,楚国的衰落,春秋时的晋、楚两极世界变成了秦国独大的一极世界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山东诸侯“常以十倍之地,百万之众,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,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”,“于是从散约解,争割地而奉秦”。秦“因利乘便,宰割天下,分裂河山,强国请服,弱国入朝”。秦国的强势,以及楚国的羸弱,决定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处在一个不可能有大作为的时代。

  战国时期,如何适应社会的巨变,是时代弄潮儿们追逐的目标,那些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体现这个特点。法家、纵横家的成功,在于他们放弃自己的坚守。而屈原的经历和作品,体现了他坚守底线的人生境界。

  孔子与他的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有坚守的政治家的样板。孔子周游列国,不是为了谋得官职,而是为了传道,也正因此,孔子面对诸侯权臣的邀请,不为其所动,《论语·阳货》载因孔子不愿出来工作,阳货攻击孔子“怀其宝而迷其邦”是“不仁”,“好从事而亟失时”是“不知”,殊不知如果不能以道治国,在乱世求富贵,必然会成为坏人帮凶。因此,孔子的坚守,正是孔子仁和智的体现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说,战国时期“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,以攻伐为贤,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”,与世俗不合,梁惠王甚至认为孟子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。不过,司马迁理解儒家的坚守,他说:“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,伯夷饿不食周粟;卫灵公问阵,而孔子不答;梁惠王谋欲攻赵,孟轲称大王去邠。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!持方枘而内圆凿,其能入乎?”

  三

  和孔子及儒家不同,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载商鞅求见秦孝公,先说帝道,再说王道,三说霸道,四说“以强国之术”。帝道指五帝时代的“天下为公”和“大同”价值,王道指以周代文明为标志的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德治价值观,霸道指春秋时期的仁政理想,强国之术指战国时期的弱肉强食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所谓“当今争于气力”,《史记·天官书》所谓“顺之胜,逆之败”。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载苏秦出道后,先赴秦国,以连横为说,推介统一之主张。秦不用苏秦,苏秦于是东赴燕国,以合纵为说,推介反统一的政治策略。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说张仪先赴燕国找苏秦合纵,苏秦不用张仪,张仪只好西至秦国,投身连横事业中,从事统一活动。苏秦、张仪等,不能说他们心中没有理想和是非观,但是,他们不能“知止”“慎独”,把个人的飞黄腾达放在第一位。孔子和屈原都是把拯救人民放在第一位,从而把“做正确的事”作为人生的底线来坚守。

  屈原是有坚守的政治家,他之所以能坚守,就在于他是一个深沉的思考者,一个关心楚国命运的政治家。屈原思考拯救楚国的指导原则,思考历史与现实、自然与社会的有关问题。屈原在思考楚国的现实困境的时候,提出了解决楚国政治困境的方法,这就是要实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武之“美政”。因此,与其说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,毋宁说他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家。他的思想价值,不在于他在战国时期体现了怎样的改革意识,而在于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回归“选贤与能”的美政。这就使他与同时代的势利之徒划清了界限。

  自汉代以来,人们从屈原的经历和作品中就发现了屈原的“忠直”和“清廉”的高尚情操,而朱熹更是认为屈原具有“爱国”情怀。屈原希望在楚国有公平和正义,正道直行的人受重视,而枉道邪行的人被抛弃,但是楚国的现实正好相反,所以他有强烈的不满。屈原的“爱国”是建立在“正道直行”的基础上,因而是有正义性的,所以是有价值的。

  四

  屈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的人,同时也是经过历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的文化符号,我们既要还原历史中的屈原,也要注意后代人对屈原的诠释。既要注意对屈原正面的诠释,也要注意批评者的文化立场。总而言之,在中国文化史上,无论是赞扬屈原还是批评屈原,他们都是把屈原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样本,体现他们对屈原的尊敬和同情。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,还原历史,就有了科学的立场。

  屈原是积极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,并执着地追寻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的伟大诗人。《楚辞》的价值正在于完整地表现了屈原的痛苦和追寻。曾经一度,由于孔子受到错误的批判,有人认为屈原比孔子更伟大,虽然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,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更伟大的地位。孔子是个胸怀世界和一切人的人,他的思想境界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,是他同时代和以后的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。

  因此,古代人关于孔子是“圣人”,屈原是“贤人”的定位,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自司马迁、刘勰以来,中国古代文人肯定《楚辞》为“奇文”的同时,又积极挖掘屈原及其作品所承载的人生理想和文化价值,这个传统,对正确把握屈原及《楚辞》的价值,是有建设性意义的。读《楚辞》,不仅仅是为了“酌奇”与“玩华”,更是为了学习屈原的道德境界和文化坚守。(北京语言大学教授,中国屈原学会会长 方铭)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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